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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幕到鐵窗悲劇亦幻亦真
中國紅星劉曉慶被指逃稅，六月十九日在北京被拘捕，關押在秦城監獄，一夕白頭，獄中她要求染髮，不獲准許。中國富豪大多不繳個人所得稅，總理朱鎔基大為震怒，稅務當局雷厲風行查稅，風聲鶴唳，但更深層問題是中國稅務的漏洞及灰色地帶，引人詬病。
一直被沸沸揚揚「稅案」困擾的中國著名影星劉曉慶，六月中旬繼其妹夫、公司總經理靖軍被捕，妹妹劉小紅（冉一紅）被送進看守所後，遭北京市公安局拘捕，關在秦城監獄。據消息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總理朱鎔基專門對劉曉慶涉嫌逃稅案作了「依法辦事」的批示，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成立了專案調查組負責查處，並由國家稅務總局向各地稅務部門發出通知，要求協查劉曉慶在各地的經營、演出、進行商業活動等收入情況。有法律專家稱，投入如此大規模資源針對逃稅案實屬罕見。
亞洲週刊獲悉，劉曉慶已在多次接受稅務稽查人員詢問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九日下午，被北京警方帶走。在自傳中自稱「億萬富姐」的劉曉慶，在納稅的關口卻時常磕磕碰碰。北京曉慶文化藝術公司涉嫌逃稅案不斷升級，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劉曉慶的妹夫、公司總經理靖軍，因涉嫌偷逃鉅額稅款，被警方拘留，而後轉為逮捕。五月九日，劉曉慶現身深圳邊檢關卡，雖然出境手續齊全，但邊檢部門仍以「護照與實際年齡不符」為由將她留下。六月十八日，劉曉慶的妹妹、手握公司財務大權的劉小紅被送進看守所。第二天，劉曉慶在走出玫瑰園別墅後，再也沒有回到掛着巨幅裸女油畫的大客廳。
座落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關押的全是重要人物。北京消息人士稱，當局為使查緝不受干擾，決定讓劉曉慶進秦城。同時，中央宣傳部門通知各地，凡是有關劉曉慶的消息，尤其是她的公司和她本人稅務的文字不准見報。知情人士稱，當局非常謹慎，朱鎔基批示也算溫和，在未查清問題前，稅務部門不願過於渲染。
知情人士相信案件仍在稅務稽查階段，要待逃稅證據確鑿後才會進入司法程序。上海樹杰律師事務所主任樹磊指出，以中國的刑法規定，公安刑事拘留期為一個月，可以向檢察機構申請延長一週，拘留期內律師一般不能見當事人，情況特殊要見的話也不能涉及案情。到期後要麼放人，要麼報批逮捕。逮捕後的偵訊期沒有時限規定，此階段律師可以介入。
在秦城監獄內，焦慮不安使劉曉慶頭髮變白了。今年五十出頭的劉曉慶過去常常染髮、焗油，在鏡頭前總是滿頭的青絲。進入監房半個月，生活規律突然改變。劉曉慶向提審她的警方人員提出要求﹕「能不能讓我染頭髮、焗焗油，我這裡有一個形象的問題。」但她的要求遭到拒絕。
按照北京方面發出的指令，各地稅務機關四面出擊，圍繞劉曉慶多年來的演出和經商行蹤，要徹查她的收入與納稅詳情，稽查、核實和認定劉曉慶偷逃巨額稅款的證據。與劉曉慶當年同在部隊文藝宣傳隊的呂安珍，多年來數次經手了劉曉慶入川的演出，後又在成都辦了一家文化公司，同劉曉慶公司有財務往來。經稅務稽查，發現呂安珍向劉曉慶公司提供了三張空白發票，由靖軍填寫上了三十多萬元的虛假金額入賬。
上海的證券執業人員王磊，賬戶上進進出出了由靖軍辦理的劉曉慶公司巨額資金，被稅務稽查官三次詢問，查清了劉曉慶每一筆資金的來源，以及提走現金的去處，發現了重大稅務違法嫌疑。由此，始於今年四月的北京劉曉慶實業總公司、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劉曉慶本人的稅案，終以劉曉慶被拘捕而取得進展。
窮有窮憂心，富有富煩惱，富起來的中國，如今卻有不少人要為「錢」而發愁。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不僅實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夢，也出現了一支資產額不斷上升、規模可觀的富豪隊伍。但中國新一代富豪，卻和政府稅務監管部門玩開了如何逃避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遊戲﹔執法部門也為查稅疲於奔命。
最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了經濟工作座談會，邀請了中國的經濟專家為金融、財稅、就業、及「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等當前中國經濟難題把脈。席間，朱鎔基批評中國一些富豪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說﹕「為甚麼越富的人越不繳稅呢﹖這是不正常的，都不繳稅，國家哪裡有錢，怎麼辦事業呢﹖」去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引述《福布斯》評選的「中國十大富豪」，朱鎔基特別批示請稅務部門作了調查，結果顯示都沒繳個人所得稅，原因是把個人收入都合到企業稅前列支了。朱鎔基表示，「我看個人所得稅還是應該繳，我的工資超過八百元都繳了，為甚麼越富的人越不繳稅呢﹖」
去年，國家稅務總局下屬的《中國稅務》雜誌公布了「中國（內地）私營企業納稅百強」名單，有媒體將納稅大戶與美國《福布斯》財經雜誌「二零零一年中國富豪排行榜」相對照，發現前五十名「富豪」中，進入納稅前五十名的僅四人。這一現象引起北京高層的關注，並在去年就開始布置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納稅監管，曾被稱大陸富婆、自稱「億萬富姐」的劉曉慶自然也成被監管的重要人物。
從出演《南海長城》中的甜女開始，三十多年來劉曉慶在銀幕和熒屏上扮演了慈禧、花金子、胡玉音、武則天等五十多個角色，有「中國影后」之譽。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她又以房地產、化妝品起家致富，直到近些年投資拍攝電視劇，長袖善舞，財富滾滾而來，成了名聲顯赫的富豪。美國《福布斯》雜誌所列出的九九年中國內地五十位富人排行榜上，劉曉慶以七千萬至九千萬美元的身家，名列第四十五位。她在北京亞運村秀園小區有六層十二套住宅、在昌平回龍觀龍城花園有四套豪宅，去年深秋又搬入了京郊最氣派的玫瑰園一幢超大別墅內。稍早時，她在亞運村安立寫字樓買下了八樓面街的整層房屋。至於她在內地的賬戶中和國外的銀行到底有多少現錢，實難估測。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三年前劉曉慶曾有意投資證券，週六飛了一趟香港，週一上海的一家銀行就轉入了她名下的近千萬元巨資。
有五六年光景，劉曉慶對首飾的興趣從鑽石移向翡翠，她常佩戴的一塊翠玉，價值百萬。當時，賣家攜玉專程從昆明坐飛機送至北京，她愛不釋手。其後她的左手腕又套上了成色綠透的玉鐲。她曾對記者說﹕「我的這個翡翠玉鐲，要比我這輛凌志車還值錢。」劉曉慶的口袋裡有沒有她自己對外宣稱的億萬之財﹖如果她這些錢大多數在中國大陸經商所得，理應繳納巨額稅款，然而稅務局卻並未收到相應的稅款。亞洲週刊從稅務稽查知情人處得知，五年來劉曉慶公司雖繳納了一部分營業稅，但幾乎沒有繳納企業所得稅，她有沒有偷逃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這正是稅務部門，也是社會所關心的。
劉曉慶在納稅上早就出現過閃失，但讓她幸而輕鬆避了過去。八九年三月八日，青島市稅務局市南分局向劉曉慶發出稅南地方第零零三號《稅務違章案件處理通知書》，查實她採用匿報收入方式，偷個人收入調節稅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元，除追補全部所偷稅款外，並處以偷稅額等額的罰款，共三十六萬多元，限她於當月十五日前交清。
拿到這份三十六萬多元的稅務通知書，劉曉慶急忙約見京城名律師蔣京川，以便設法脫身。可是，律師還未介入，青島的檢察官已到北京找上門來，告知她青島市稅務機關已將她的稅案轉到青島市人民檢察院，以抗稅罪由經濟起訴科的檢察官接手辦理。
稅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當時一些演員走穴暴富，偷稅、漏稅的分配不公現象在社會上引起不良影響。八八年，全國稅務整頓、檢查，查處偷漏稅款六十八億元。八九年，一次全國稅收、財務、物價大檢查，共查出偷漏稅款八十八點二億元。因此，繼南京毛阿敏偷稅事件大曝光之後，劉曉慶的三十六萬青島稅案，頓時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她說﹕「我得做身大棉襖，準備關進去時好穿。」
蔣京川律師開始梳理劉曉慶的稅案由來，得知她在參加穴頭李乃樵任團長的青島電視村藝術團赴浙江、天津、江蘇、山東等地演出中，有過大筆收入，也有納稅的一些稅單，雖拿不出劉曉慶筆筆收入都納稅的證據，但也找不出她偷稅十六萬的漏洞來。檢察官張伯之和稅務官張德生等追根究底，查證劉曉慶從八八年二月至八八年九月，在昆明、成都、天津、南昌、瀋陽、大連、新疆等地共參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場，總計收入五萬一千多元，其中繳稅二萬二千多元。至於所指偷稅十八萬多元，是由李乃樵分三次交款給電影《西太后》的款項引起的，稅局認為這些款項都是劉曉慶所得，認定劉欠交稅款十七萬零六百六十元。但是劉曉慶認為，該筆二十八萬元款項，是青島電視村藝術團因她隨團參加演出，而給正由她主演的電影《西太后》攝製組造成經濟損失的賠償，錢都由香港新崑崙影業有限公司導演李翰祥收取。內地認可的香港律師對此開具了收款字據，香港導演李翰祥也寫下了收到此款的收據。
幾經折騰，八九年十月四日，青島稅務局市南分局發出新的裁定，認定劉曉慶偷稅二千九百零七元，罰款一倍﹔漏稅七千零四十點五元，拒絕申報納稅違章罰款四千元，累計補繳的稅款和罰款共計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四點五三元。稅務局最終認定劉曉慶偷稅金額不足三千，數目雖然不大，但劉曉慶有過偷稅的行為，確是事實。
憑着香港那面提供的兩份收據，劉曉慶一下子躲過了偷稅十八萬元的大劫。但十年後在出席寧波第四屆全國電視「十佳」演員頒獎晚會期間，獲得「十佳」榜首之譽的她，又鬧出了一場轟動全國的「鑽戒玉鐲風波」。當時，她領獎過後，回到郊外的明星花園主樓，由晚會組委會副主任張堅軍極力安排，見了綠洲珠寶行總經理陳春明。在他的盛邀之下，答應去一趟珠寶行。作為答謝，珠寶行總經理陳春明向劉曉慶及隨同六個人，贈送了價值十六萬元的鑽戒、玉鐲。
第二天，此事即被在場的記者捅了出去，引起了一片憤慨和指責，說是「要麼是慷國家之慨，肥個人私囊，要麼是行賄、受賄」。送禮的陳春明免不了接受檢察官的審查，收下巨額禮品的劉曉慶等人，也將遭到稅務的稽查。陳春明只好道出﹕「我向劉曉慶他們贈送珠寶，是我們綠洲珠寶行與劉曉慶公司之間的企業合作行為。」檢察官馬上要陳春明拿出證據，陳春明說﹕「我們珠寶行和劉曉慶他們簽訂過協議，協議書只有一份，當時就讓劉曉慶拿走了。」劉曉慶得知珠寶行急需協議書為證，馬上將正本用快件寄到了寧波。這份證據是真是假﹖檢察官細細辨審這份由北京寄來的協議書，最終予以確認。由此，陳春明重回珠寶行，劉曉慶也平穩地走出了這場風波。
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每年徵收的所得稅都有增長，自個人所得稅開徵以來，累計組織收入三千二百三十億元人民幣，其中去年的個人所得稅收入近千億，超過消費稅，成為中國第四大稅種。令人不解的是，正如朱鎔基所指出的那樣，越富的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越少。有關部門的調查表明，二零零一年全國七萬億人民幣的存款總量中，人數不足二成的富人們佔到八成的存款額，但其所繳的個人所得稅僅佔總量不到一成。
數字顯示，在廣東和上海，來自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所佔比重已達七成。去年開始，關於個人所得稅的話題一直處於高曝光率、高關注度狀態，國家稅務總局在年中公布了《進一步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徵收管理的通知》，還專門列出了電力、電信、金融、律師事務所、足球俱樂部等行業和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主、建築工程承包人、演員等高收入人群。
去年六月在武漢召開的全國個人所得稅座談會上，全國的稅務專家們初步擬定﹕這些高收入人群的年收入在六萬元以上。去年底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李嵐清副總理指示，將對高收入者徵稅問題作為今年和今後加強稅徵管的重要內容，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
去年開始，各地稅務都開始列出管轄名單，廣州、深圳、珠海啟動對高收入者實行重點監控措施，而深圳、珠海兩地分別針對足球俱樂部及外籍人士的監控行動，實施一段時間已取得重大成果。深圳足球俱樂部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準確率已達到九成六三。北京海淀區稅務部門也以高收入、高知名度及高職務劃定一百零八個重點「監管」對象，其中演藝界明星、名人佔了約六成。
但九四年開始實行的中國個人所得稅法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九三年，中國的人均GDP三百五十七美元，今天已超過八百美元﹔中國的稅收手法也很原始。廣東省地稅局稅政二處楊榮華處長說，真正從根本上解決稅收流失問題，還須倚賴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稅收是平衡收入、用以社會再分配的主要來源，也是國富民強的基礎，請富豪納稅已經擺上中國改革開放的議事日程。（紀碩鳴、歐雅萍）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九三年制定、九四年實施，九九年八月作了修正，規定任何在中國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從中國或境外取得的所得都要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稅法規定了包括工資、稿酬、股息、偶然所得等十一項而交稅。而稅率各不相同，如工資、薪金為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勞務報酬、利息股息等為百分之二十。
月工資超過八百元，超出部分要徵稅。而其他收入分項徵收的標準均不同，如稿酬，每次收入不超四千元的減除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減除二成後徵稅。不到八百元不用徵稅。
刑法規定，偷漏稅一萬至十萬元，處三年以下徒刑，罰款一至五倍﹔十萬元以上處三至七年徒刑，罰款相同。法律並強調其特徵為納稅人具偽造、編造、隱瞞、擅自銷毀賬簿等行為。中國偷漏稅刑期不高，但罰金厲害，要罰得被罰者傾家蕩產。（紀碩鳴）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近期發表了不滿一些富豪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意見，也揭示了中國稅制已落伍於改革開放後飛躍發展的經濟，成為中國社會富起來的桎梏。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東琪曾發表文章指，目前個人所得稅制度有「劫貧濟富」之嫌，影響了社會安定，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並建議實行結構性調節稅收政策，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大幅提高對高收入者的課稅率。
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徵收個人所得稅，一九八零年個人所得稅僅徵收十六萬元，那時外籍人士每月的起徵點為八百元人民幣﹔國內人士為四百元。由於當時收入來源少，徵收的項目也少。九三年出台新的個人所得稅法，由九四年開始實行，項目增加了一倍，達十一項，中外之間的徵稅差異取消了。
國家統計局上海市企業調查隊副隊長、高級統計師劉稚南指出，九四年實行新個人所得稅制度時，全國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二百九十一元人民幣，勞動者人均收入四百三十六元，月收入超過八百元以上的起徵點是按人均收入的一倍左右計稅，這是當年起徵點的基數。如今，中國城市勞動者收入已達到平均八百五十八元，徵稅面從平均原來的三成擴大到百分之百，以此標準人人都有可能徵稅。顯然，原來的起徵標準不合時宜。
另外，中國的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在全國稅金中，個人所得稅佔百分之七點四，而京粵滬津等發達地區均普遍高於全國平均數，二零零零年分別達到十六點三、十五、十一點七及七點八。劉稚南說，高收入地區的個人所得稅比率高，主要是這些地區的機關事業單位做得比較好，工資部分凡超出起徵點，單位均會代扣稅。但企業的工資自定，有的將工資降低，獎金提高以現金發放逃避了所得稅。
劉稚南曾調查的一家製造家具的企業，企業主不支工資，個人開支包括家庭裝修、自用家具等都是企業的，不僅個人沒有所得稅，企業也減少了所得稅。該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均以現金發放，超出部分改以其他津貼。劉稚南說，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別徵稅，也出現不少弊端。目前中國大陸的個人所得稅分為工薪及其他勞動所得兩部分，如稿酬、獎金、補貼等以現金支出，每次又低於八百元，就無須徵稅，不是實行累進制及月總收入計算，為逃稅提供了灰色地帶。
劉稚南認為，個人所得稅的稅制要改革已成管理部門的共識，現在要解決是起徵點、最高點、以何種方式來計算收入，地區之間巨大的差別如何解決，收入來源如何監管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內容。
華東政法學院經濟法系副主任吳弘教授認為，從改革發展看，稅制的改革迫在眉睫，特別是對高收入階層的徵收缺少切實可行的方式，沒有力度。吳弘認為，工薪階層特別簡單，誰發工資誰代扣稅，高收入者通過多渠道收入，來源不明徵稅困難，現在的稅務部門往往是聽說某地有演唱會就即刻派人上門。吳弘說，按現有稅法起徵額在八百元，但上海早已提高到一千元了，「中國雖然地區間差異明顯，但個人所得稅只能一刀切，不易採用美國般按地區分類」。他不同意按不同地區收稅。
吳弘贊成應該改變以往單純的分類稅制，改以混合稅制，即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路線，將工資薪金所得、生產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財產租賃和財產轉讓所得劃入綜合徵稅中，其他類所得仍實行分類徵稅。
吳弘說，目前以個體而非家庭計算收入也有明顯的缺陷，沒有考慮家中的老人、小孩，及其下崗的成員等，應可以參考海外地區的經驗，允許選擇以家庭為單位報稅。但調整涉及整體及個人利益，處理不當會產生不良社會後果。吳弘認為個人所得稅必須修改，但修改稅法要慎重，國家短期內就拿一個新稅法出來不現實。（紀碩鳴）
不少民營企業家認為，國企將私人支出算進企業成本並不違法，為何只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政府各部門巧立名目的收費和社會上的各種攤派，令私企負擔沉重，難以經營。
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打破平均主義、啟動中國經濟邁向現代化的驅動力，二十年前的「萬元戶」曾經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的「成果」令人羨慕，不過，「萬元戶」已經過時，如今是「十萬不算富，百萬才起步」。今天口袋鼓起來的富豪卻因為少繳了個人所得稅而又一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有民營企業家認為，對先富起來的群體強調徵稅，而且矛頭直指私營企業主群體，這對正在壯大中的這個經濟群體不公平。一位在上海經營新材料、不願透露自己姓名的民營企業家表示，總理朱鎔基講的將一些私人開支打入企業成本的現象實際存在，在國有企業中也不少見，但這並不違法，目前有關法律對企業成本並沒有清晰的規定，朱鎔基要求富者依法納稅可以接受，但也需要規範，他擔心中國以往領導者一個指令，到地方就演變成為一場運動的情況再現。
這位年營業額超過二千萬人民幣的民營企業主，是所在區的政協委員，每個月他給自己開二千元人民幣的工資，並依法繳納超出八百元部分的個人所得稅，其他的盈利都放在企業中，有需要時就往企業提取，幾乎所有的開銷都在公司入賬。他認為這是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的相同做法，私營企業更分不清甚麼是個人行為，甚麼是公司行為，誰都不會將錢提取出來放入私人的戶口，因為企業的盈利就是企業主個人的盈利。企業繳了所得稅，也就是個人繳納了所得稅。
事實上，在很多時候，不少地方的私營企業與私人享受的是同等待遇，上海私營企業購車後同私人一樣需要參與車牌拍賣，起價最起碼是一萬人民幣，而國有企業就不需要。這位民營企業家指出，車牌使用私企與私人合二為一僅是一個現象，社會上視私人老板與私營企業為一個口袋已成習慣，「為甚麼私企與私人的所得稅卻要重複收取呢﹖能否取消類似的重複收稅的制度﹖」
該企業主認為，將一些費用打入企業的成本，不是因為私有企業才如此做，對私有企業來說，這樣做還是有風險的，如果以企業的名義購房、車等，一旦企業遇到危機就全賠了。他認為，個人工資收入的所得稅是小數目，政府其實應該規範的是如何控制企業成本，讓企業依法繳足所得稅，這類監控對所有企業都適用，而不應針對私營企業主。
中國幅員遼闊，中央雖然在稅制上有統一的規定，但各地在具體執行時都有差異。一些大城市控制得比較嚴格，而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則採用包稅制，並大量實行現金交易，這種在全國之內不平衡的稅收制度，使得在稅收較規範地區的企業，同一行業卻處於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下。有些企業主更認為，「水清則無魚」，以此為可以不守規則辯解。
王明江是浙江一家裝飾裝潢公司的法人代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創建公司以來，近幾年公司每年的營業收入都在一千萬元上下。王明江告訴亞洲週刊，公司的稅率一般都在百分之四點八左右，如果沒有利潤所繳的稅率也就這麼高。其中營業稅百分之三點四（含國稅和地稅），帶徵稅百分之一，教育費附加和城市建設費零點四，一般也就不用繳個人所得稅。
王明江說，按照規定，員工的人均月收入超過八百元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為了避免多繳稅，一般職工的月收入都控制在起徵點之內。一旦超出了標準線，也都是用各種名義以購物發票報銷的形式領取現金，賬內根本看不出來。「至於業主，則無所謂工資、年薪，因為整個企業都是我投入的，因此將各種個人和家庭開銷盡可能地打入成本，這是同業慣用的方法，是公開的秘密。稅務部門怕我們藉此偷逃稅金，因此設立了『帶徵稅』，其本意就是，不管你是否盈利，只要是營業收入都要徵收帶徵稅，這就如同我的個人所得稅。而且這一稅賦更重，別人是個人實際收入超過一定額度才繳納個人所得稅，而我們私營老板哪怕是做虧了，這『帶徵稅』也還是一分不少的要繳出去。每年僅此一項我就得繳十多萬元。其實我們是換了種方式在繳所得稅。」
自然，除了上述稅賦外，地方政府還會徵收其他各種名目的費用。王明江面露難色地說，在賦稅之外，企業按月、季、年還要向地方各有關部門繳納不少的費用，如工商年檢、稅務年檢，每一項都得花上一、兩千元﹔還有建築資質年檢一千元﹔還要向市建築工程招標辦公室每個月繳八百元，否則不能參加市內各種工程的招投標事宜﹔每年還必須繳納市裝飾協會會員費八千元。除此之外，每開一個工地，當地的方方面面都會找上門來收錢。有些個別收費單位雖然掛着事業單位甚至企業的牌子，但他們百分百是政府某個部門的「派出機構」，與這些部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誰都得罪不起。
近期王明江有一個工地，按照當地有關部門的要求，每月要向愛國衛生管理部門繳衛生費一千元﹔並以人均三十五元的水準向警署繳納治安費﹔每季要向街道「三整頓」辦公室繳納有關費用一千元。如果是工程涉及消防、環保內容的，還須另外繳費﹔若再遇上市、區組辦大型活動，如運動會，那還必須繳數額不等的贊助費。雖然有些費用說是自願繳的，但實際上是哪一份都不能少，還不能遲繳。否則在哪一個關節上出了問題，有關人員找上門來，就麻煩了。
為了「太平」，企業總是將有關款項早早繳到有關部門。否則他們上門來催，還要白搭一頓飯錢。當然，平時請有關政府部門的「要人」吃飯、娛樂也是必不可少的，王明江說，他們肯賞光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每年在此方面的花銷也在十萬元上下，「平日裡沒有政府內的朋友照應，你的公司是很難辦下去的」。
以王明江一年營業額一千萬元，三個工程計，上述各項稅費至少也應有六十五萬元，如加上吃請、娛樂和各部門硬性攤派訂閱的書報雜誌等支出，一年沒有一百萬元恐怕下不來，其中除了應繳的稅費，可能有一半應屬投資收益的流失。原來私營企業對社會、對「財政」作出的貢獻，並不僅僅是局限在創造了無數個就業崗位和物質財富，也不僅僅是繳納了一部分稅款。
其實，中國的富豪都是從改革開放之初「摸着石頭過河」的政策中走過來的，隨着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改革之初在經濟並不十分富裕的背景下制定的政策，與進入小康水平的中國現況一定不相適應。今天中國富豪的所得稅問題是已經富裕起來的問題，也是中國五十多年來尚未遇到的問題，可能也需要「摸着石頭過河」，繼續探索、制訂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稅收政策。（紀碩鳴、傅成北）